篇一：疫情防治对微观经济影响分析
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截止至6月12日，全球疫情累计确诊人数已经突破750万人，新增确诊人数近14万人，形势仍然不容乐观。在科技发达程度远不如今的过去年代，人类也曾战胜过鼠疫和霍乱两种与新冠同属甲级的流行性传染病，虽然当时也付出了不容忽视的代价，但社会的发展步伐依然整体不断前进，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次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也只是暂时的。自1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以来，关于此次疫情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的探讨，一直处于热议地位。
我们回顾2003年的非典，造成深远影响的并非疫情本身，而是其产生出的连锁反应给整个经济形态所带来的改变，面对这次来势汹汹的新冠疫情，究竟会对我国的经济造成多大的影响？国家针对疫情采取了哪些措施，该如何应对才能转危为机呢？下面我将针对这两部分进行具体分析。
一、疫情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一）宏观层面：冲击主要来自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
1、从总需求来看，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都会受到冲击
消费和投资方面的影响很容易理解。防控疫情需要避免大规模的人员聚集，导致商场等消费场所无人光顾，因此消费需求大幅的降低。投资方面：农民工返城、各单位、工厂延迟开工，生产活动无法进行，制造业、房地产、基建行业基本停滞。
出口方面：虽然世贸组织不建议限制旅行和限制贸易，但出口必然会受较大的影响。随着国外疫情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关闭国门，已经限制产生与人口流动，导致大量上下游企业停工，原料供给不足或供应需求减少，大量订单取消导致相关产业链的贸易受到进一步的影响。
2、从总供给看，服务业与工业增加值降低，企业大面积停工减产
受到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干扰，企业停工活着减产。特别是旅游、餐饮、娱乐、酒店等服务性产业受疫情冲击时间更久，恢复也相对较为缓慢。同时，因企业停工减产，导致第二产业增速明显回落。
3、生活必须品供给不足，短期CPI呈现上涨趋势
疫情导致居民生活必须品和防护用品生产不足，且物流出现中断或供给不足，同时叠加恐慌性抢购需求，物价短期上涨较为严重。但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恐慌需求下降，CPI也将会逐步回落。工业品方面，由于供需的下降，PPI将仍有较大波动，企业盈利难度加大。
（二）中观层面：传统线下服务行业冲击巨大，特殊行业与线上服务业受益
疫情持续这段时间，对服务业的影响已经充分显现，尤其是餐饮、旅游、电影、交通运输等行业。其中电影行业春节档近乎颗粒无收。春节档期本应该占全年票房收入的重要地位，例如：2019年春节档票房58.59亿，占全年票房的9%。2020年春节曾被誉为“史上最强春节档”，饱受期待，数部大片将排期塞的满满的，大年初一票房预售就接近3个亿。然而疫情冲击之下，除夕当天，各大影片纷纷全部宣布撤档，2020年大年初一票房仅181万。餐饮行业更是损失惨重。为避免人员聚集，大量酒店、餐厅春节便被迫停止营业，直至4月底才陆续恢复营业。旅游行业彻底崩盘。春节是除“十一”和“五一”之外的重要旅游旺季。2019年春节假期，全国各大景点旅游接待约4.15亿人次，收入约5139亿元。然而由于疫情影响，2020年春节各大旅行社不仅失去客源和支付定金还需要退还顾客的所有费用。
但是机遇与危机并存，医疗医药、O+O等行业纷纷收益。医疗医药相关行业提前复工做好物资保供工
作，居家隔离导致O+O业务迅猛发展，如绫致时装，以导购+朋友圈+微信群+小程序的方式，6天线上交易总额超过2800万元，是线下门店交易额的3倍。太平鸟公司，利用微信社群、小程序分销双管齐下，实现了销售逆袭，日均零售额超过800万、危机中往往孕育着变革的生机。各大企业纷纷开启线上直播带货的模式，云蹦迪、云旅游、云赏花、云逛博物馆……各种直播也纷纷出现。
（三）微观层面：民企、小微企业、农民工等受损程度更大
大到整个社会，小到企业与个人，皆在疫情影响之下。从受冲击程度来看，民企大于国企，小微企业大于大企业，农民工大于正式职工。为防范疫情扩散，全国春节假期延长3天，部分省市复工时间在此基础上再推迟1-2个月。企业正常经营被严重打乱，很多企业出现了现金流的中断，而房租、工资、利息等费用却还是需要支付，导致部分企业亏损严重。部分体量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企业则直接面临破产困境。员工收入与企业经营效益挂钩。当企业效益下滑，员工的薪资、奖金将无法保障，或因为企业破产而产生大面积失业。
二、如何转危为机：以改革的方式应对疫情
疫情暴露了我们在社会治理、应急体系、医疗科技、小微企业融资、税费负担重等方面的所累积的问题。如果能在短期应急措施的基础上，通过深化改革的解决长期存在的各种问题，加强中国经济的软硬实力，将有助于真正的使市场恢复信心。
（一）短期措施：特殊期间的应急之法
1、财政政策是关键
减税降费帮助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将有力支撑实体经济各行业的平稳运行。疫情期间，可对小微企业减免资金，减免应缴纳的部分税额，划拨专项贷款等方式帮助和保护企业。
2、对重灾地区和行业进行定向降息降准
除了提供短期贷款外，对重灾地区和行业可进行定向降息降准，稳定市场，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3、兼顾企业和员工利益
落实员工带薪休假制度的同时，延长的假期及推迟开工的期间内按一定比例支付最低生活保障工资，减少企业因负担过重而在复工后进行大规模裁员现象。
（二）长期改革措施：改革深层次各种暴露的问题
更深层次的，新冠疫情暴露出了我们在信息公开透明、舆论监督、社会治理、应急管理、医疗科技等方面的诸多问题，是很好的清醒剂。经此一“疫”，让我们更加理智、客观地反思中国在软硬实力上的差距。此次疫情中暴露的体制机制问题，应以改革的方式予以解决。危机并不可怕，关键是怎么应对，化危为机。
1、强化信息公开透明，加强舆论监督，充分尊重新闻媒体和公众对重大公共事件的知情权。保护公民为维护社会公正和公众利益的有事实依据的爆料行为。
2、强化社会治理体系和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建设。一是治理理念上，实现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二是完善治理主体，推动政府、社会和公众在信息共享、情况通报等层面加强合作。三是畅通信息沟通渠道。四是打造智慧政府。五是强化官员问责体系，同时表彰先进，实施激励约束。
3、大力补齐医疗短板，加强应急医疗体系建设。放开市场准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提高财政支出中医疗等民生支出占比。落实应急工作规范，加大政府对应急医疗人才、设备经费的投入与支持。建立应急物资储备库，健全物资储备和调用制度。
4、加强逆周期调节，提前做好基建项目储备，加大对交运、教育、医疗等基础公共行业的投资，以刺
激需求、稳定就业、完善公共设施，提高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
5、放开能源、电信、金融等基础领域及医疗等行业的市场准入，深化国企改革，提升市场良性竞争和资源配置，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疫情已经发生是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因疫情而对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效应也在环环相扣、不断作用中，不仅是我国、乃至全球都在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多方面挑战，世界的经济形势也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中。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在这样一场全球性的灾难面前，谁也无法独善其身，“是机遇也是挑战”，唯有多方共同努力，攻坚克难，各行各业才能重现生机。
篇二：疫情防治对微观经济影响分析
疫情期间口罩价格波动原因的微观经济学分析
作者：宋盈盈
李紫玥
节恒洋
来源：《科学导报·学术》2020年第63期
【摘
要】疫情期间我国出现了在医用防护用品供给端的缺口，出现医用防护品价格大幅度上涨的现象。而医用口罩作为当时能够最有效果阻断病毒传播的工具，由于需求量的爆炸式增长，并且在短期内成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即便其价格出现持续性上涨，但市面上仍然存在“一罩难求”的现象。而后在疫情后期又稍有回落，但需求量仍旧是十分巨大，运用微观经济学知识对其进行的分析。
【关键词】疫情;持续上涨;难求;回落
面对突发疫情，口罩作为防止病毒传播的重要有效手段之一，一路击败了五六月份价钱水涨船高的香菜和后来居上的猪肉，成为了2020年底杀出重围的一匹黑马，顺利当选2020年销量最热产品。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所蕴含的经济学规律。
在疫情到来之前，口罩作为非生活必需品存在，一般医用外科口罩的价钱在3-5元一包（一包10个），防护性较强的N95和N90口罩单价在6-10元左右。此时的口罩仍是人们不经常消费的低端商品。在疫情到来之时，口罩的价格开始水涨船高，由原来的0.5元左右一个涨到了3-5元一个仍旧供不应求。到后来的疫情后期紧急情况略缓，口罩的价格仍旧没有跌落会从前的低端商品价格，而是在从前疫情严重期间的基础上略有下降，但是能够保证供给。价格是统一利润率均衡（平均利润率均衡）上的变量，而非什么供求均衡上的变量。
口罩价格不断上涨是因为发生社会应急事件的情况下，它能使得资本产生巨大的利润，因此出现了借涨价来获得收益的现象，口罩价格大幅上涨。总的来说，口罩的需求量急剧增加，而供给量相对不足，使得口罩价格飞速上涨，随着生产的恢复以及紧急情况的解除，口罩的价格开始回落。
对于口罩在疫情期间价格波动的原因进行微观经济学分析：
一、口罩价格短时间内暴涨
在需求方面来看，因为疫情的爆发使消费者对口罩的购买意愿显著加大，同时也使许多原来对口罩没有需求或支付意愿低于其价格的人作为口罩的消费者加入。从而导致口罩的需求量剧增，需求曲线向右上方移动。
篇三：疫情防治对微观经济影响分析
疫情冲击与经济增长——SARS的实证分析及新冠肺炎的潜在影响
作者：刘学良
张晓晶
来源：《产业经济评论》2020年第04期
摘
要：以非典疫情为例，本文分析了2003年非典疫情对我国宏观经济造成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宏观经济可能造成的负面冲击。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不管是用确诊患者数、死亡数还是治愈数变量衡量，2003年的非典疫情均对当年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影响；疫情对那些外来人口较多、经济更加依赖外来劳工的省份负面影响更大；电信发展水平反而加剧了疫情的负面影响；非典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空间效应和全国效应，因此，若只考虑本省份的疫情数字进行估计，很可能会低估疫情的负面影响；疫情对第三产业冲击更大。以非典疫情为基础，本研究测算了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国经济增长的可能影响，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综合考虑疫情持续时长、疫情规模和两者交叉项的模型预测效果最佳。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COVID-19；非典型性肺炎；宏观经济；经济预测
一、引言
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与传染病（瘟疫）不断做斗争的历史。从古至今，人类遭遇了无数的瘟疫，其中有些瘟疫特别严重，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影响巨大，例如鼠疫、天花、流感、霍乱、疟疾，等等。历史上发生的大瘟疫中大概以“黑死病”最为有名：1347年开始爆发的鼠疫流行（黑死病）夺走了2500万人口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并在此后多次发生，折磨欧洲四个世纪之久。黑死病对欧洲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科技等方面造成了剧烈的冲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历史上也发生过无数次疾病流行，历史记载比较明确的大小瘟疫就有500多次，其中大型瘟疫至少有321次2。1随着19世纪以来微生物学和医学的进步，人类应对传染病的能力显著提高。1886年，法国科学家巴斯德发现并提出了细菌理论，从此，人类对传染病的防治告别了刀耕火种的原始时代，霍乱弧菌、鼠疫杆菌等相继被发现。科学家还发明了疫苗和预防接种技术，一整套的传染病防疫体系被建立起来。1931年，电子显微镜被发明，使得研究者首次得到了病毒形态的照片。两个导致传染病的罪魁祸首细菌和病毒都被人类发现，各种疫苗、抗生素等的发明，极大地降低了传染病对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威胁。
然而，传染病对人类的威胁虽大大降低，却并未消失，并不时向人类发起偷袭。2003年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传染病非典型性肺炎（SARS）考验了中国，在感染超过5300名居民、造成死亡349例后销声匿迹。就在人们已逐渐淡忘非典对中国造成的冲击之时，202年，我国又一次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病毒告诉我们，它从未离开，而是一直在等待機会再次袭击人类。
截至2020年5月31日新冠肺炎的全国确诊患者数已超过8.3万人，全世界的确诊患者数已超过593万人。为对抗快速扩散的疫情，全国所有地区、各个部门都动员起来，采取各种措施防止疫情扩散，治疗感染病人，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宏观经济学者，我们关注的则是疫情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疫情不仅威胁居民的生命和健康，它还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使得宏观经济出现剧烈波动。在抗击疫情的同时，我们还面临着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十三五”规划收官，等等，每一项都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因此，我们既希望疫情能尽快被消除，又希望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不至于太大，最终能够统筹推进新冠疫情的防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工作，取得对抗疫情和经济发展的“双胜利”。
然而，当我们查询疫情和经济发展问题的相关文献时，却发现相关研究十分不足。以非典为例，在知网以“非典”为关键词检索，可以发现2003年“经济与管理科学”类目下相关文献发表了2889篇，但在疫情过后发表文献快速减少，到2005年只发表26篇，此后年份文献基本在个位数以内。能查到的文献也基本都是以定性分析为主，简单叙述疫情可能对哪些地区、哪些行业影响更大，部分研究估算了对GDP增速的影响，但均较为简单粗糙。
因此，本文试图更加严谨地分析疫情对宏观经济造成的可能影响，以非典为例，估算2003年非典疫情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的冲击，并分析一些可能对疫情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产生影响的因素，如人口流动、产业结构、电信发展等。然后，以非典疫情为基础，测算新冠疫情对各省份和全国经济增长的可能影响。
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回顾相关文献并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进行讨论；第三节根据省级季度面板数据研究了非典疫情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第四节则以非典为例试算了新冠疫情对经济增长的可能影响；第五节总结全文。
二、文献回顾和讨论
1.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世界角度
经济增长和波动是宏观经济学关注的两个核心问题。相关研究文献浩如烟海，学者们从技术进步、资本积累、人力资本、人口结构、政府政策等诸多角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是从传染病角度讨论的文献相对要少得多。这可能是由于现代医疗卫生技术的进步，使得传染病对人类的威胁大大减小的缘故。1的确，与古代瘟疫动辄造成人口死亡20%-30%相比，现代社会传染病对人类的威胁确实小了很多。以非典为例，非典疫情总共造成全国死亡349例，相比之下，2016年我国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死亡数为63093人（受伤数为226430人，造成经济损失12.1亿元），2一个人死于非典疫情的概率远低于死于交通事故。因此，现代社会中，疫情的爆发是少见的、暂时的、低死亡风险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似乎不再那么重要了。这可能是相关研究关注不多的原因之一。3但是，虽然疫情的致死率远低于交通事故，疫情对经济的潜在影响却可能要大许多。Bloom&Canning（2006）指出大规模传染病的经济代价是巨大的，其中，研究者普遍赞同疫情的短期作用为负，但人们对其长期影响仍然缺乏了解，疫情不仅直接造成经济损失，阻止疫情的发生和扩散也代价高昂。事实上，有“疫情经济学”这门经济学与流行病学的交叉学科领域，该领域中既有流行病学的部分，如流行病学中经典的分析疫情扩散的SIR模型（SusceptibleInfectedRecoveredModel），又包括经济学的各种分析工具如个人效用、成本收益分析、个体经济行为优化等，其中，TroyTassier（2013）的《TheEconomicsofEpidemiology》对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做了总结和综述。不过，从其介绍和相关文献看，“疫情经济学”的研究更侧重偏个体、微观的与流行病相关的行为，而和宏观经济结合并不紧密。
在瘟疫与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反而是经济史学界对历史上发生的一些重大瘟疫的影响有更多探讨，特别是欧洲黑死病和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吸引了研究者的关注（Boucekkineetal，2008）。其中，1348年开始爆发的黑死病是否影响了欧洲经济发展的路径长期存在争论，部分经济史学研究认为，黑死病导致劳动力数量大幅减少，在短期对经济形成巨大的冲击，使经济陷入萧条。但长期由于疫情造成的劳动力短缺显著提高了当时欧洲的工资水平，促进了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和封建农奴制的加速解体（Herlihy，1997）。黑死病对产业结构也有较大影响，由于劳动力大幅减少，劳动密集型的农业严重萎缩，而土地密集型的畜牧业在此时期有很大发展。此外，黑死病动摇了当时支配欧洲的天主教会的绝对权威，可能起到了加速欧洲思想解放的作用：一方面，天主教神职人员在黑死病中大量死亡，而接替他们的新神职人员经常缺乏足够的神学训练和权威，从而对社会思想的控制变弱；另一方面，天主教对于疫情毫无办法，其对黑死病的解释和应对措施最终被证明是无用的4，部分天主教会借疫情机会大肆敛财，更加重了人们对教会的不满。5黑死病带来的高死亡风险还冲击了教会的禁欲主义和来世主义，促使人们追求世俗生活和现世生活，加快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潘树林，2011；李荷，2004）。
1918-1919年的全球大流感（又称西班牙流感）也是一个经常被讨论的题目。这次大流感在全世界导致了约5亿人感染，2500万到4000万人死亡（当时世界人口约17亿人），其全球平均致死率约为2.5%-5%，在美国则导致了67.5万人死亡，远超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死亡人数总和1。然而，尽管疫情在当时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之后的美国历史却缺乏对此议题的关注，Garrett（2007）认为原因可能在于，流感疫情虽然对美国造成了严重冲击，但一方面，流感疫情暴发与一战重叠，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当时天花、脊髓灰质炎等传染病仍未被人类征服，相比之下，流感病毒对人们健康的威胁似乎也就没那么大了。此外，1918年时相关经济数据的缺乏也限制了对疫情影响的分析。在有限的研究中，其中，BrainerdandSiegler（2003）分析了1918年大流感对1919-1930年美国经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受流感影响越严重的州其1918-1919年GDP增速越低，但1919-1930年
GDP增速越高，他们认为，大流感对长期GDP增速的提升主要源自劳动力减少带来的人均资本的提升。除了流感导致的劳动力减少，它带来的恐慌还导致了消费的收缩和储蓄的增加，消费减少带来短期的经济下降，但储蓄的提高则有助于长期经济增长。Boucekkineetal（2008）指出BrainerdandSiegler的研究结论并没有获得一致认同，例如，BloomandMahal（1997a，1997b）也用计量方法考察了西班牙流感和艾滋病的流行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却没有发现显著和稳健的疫情影响长期经济发展的证据。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认为流行病可能对长期经济发展有不利影响，例如，疾病可能不会让人迅速死亡，但会给患者的身体留下长久的损害，这导致社会有更多的医护和照料支出，并令病患无法正常参与学习和工作，从而降低人力资本（Almond，2006；Adda，2016；Beachetal，2018）；还有研究指出联系更紧密的社会网络结构能更有效地扩散知识和技术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但是更紧密的网络结构也容易导致流行病的扩散，因此流行病风险越高的地方可能会产生越松散的社会网络结构从而阻碍发展（FogliandVeldkamp，2018）。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部分国外学者又重新审视西班牙流感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以为新冠疫情提供参考。Barroetal（2020）基于43个国家的西班牙流感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西班牙流感疫情导致GDP和消费平均降低6-8个百分点。
除黑死病和西班牙流感外，现代经济学界对二战后爆发的某些重大疾病也做了一些考察。其中，进入1990年代后一些文献考察了艾滋病（HIV/AIDS）的经济和社会影响。2003年非典暴发后也有一些文献从不同角度分析其可能对经济造成的影响，例如Wong（2008）利用非典数据考察了疫情对香港住房市场的影响，NoyandShields（2019）回顾了非典疫情对亚洲相关国家的经济影响。2014年爆發的非洲埃博拉疫情也吸引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世界银行曾专门发表分析报告探讨疫情对西非国家经济的影响，指出如疫情不能尽快控制，对脆弱的西非国家的经济影响将是灾难性的（Worldbank，2014）。
在参考众多已有文献之后，本文认为，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没有一个一致、统一的传染病对于经济和社会影响的框架。这种异质性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
一方面，不同历史时期和具体条件下，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有所不同。这主要是指古代与当代的区别。如前所述，由于现代医学的技术进步，使得传染病对人类的死亡威胁已大大减小，因此，如黑死病等这种通过大量人口死亡进而影响总体人口结构和劳动供给的渠道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太可能。这也意味着现代条件下大规模传染病疫情对经济社会的长期影响可能大大减小了，而主要体现在为了控制疫情而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以及人们的恐慌和相应行为对短期经济运行的影响上（Noy&Shields，2019）。
另一方面，不同的流行病在传播方式、传播能力、潜伏期、致死率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使得不同流行病对经济的影响也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不存在一个统一的适用于所有类型传染病的分析框架。其中，流感、SARS、新冠肺炎等传染病较为相似，其特征是可通过呼吸道传
播，传播能力强，潜伏期短，人们患病后或者因病致死或者康复，但一般不会对人们健康形成长期的损害。而有些疾病，如艾滋病等通过体液传播，其传播力更弱，但潜伏期长，人们在患病后会因免疫力逐渐下降而长期消耗生命。
在瘟疫与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反而是经济史学界对历史上发生的一些重大瘟疫的影响有更多探讨，特别是欧洲黑死病和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吸引了研究者的关注（Boucekkineetal，2008）。其中，1348年开始爆发的黑死病是否影响了欧洲经济发展的路径长期存在争论，部分经济史学研究认为，黑死病导致劳动力数量大幅减少，在短期对经济形成巨大的冲击，使经济陷入萧条。但长期由于疫情造成的劳动力短缺显著提高了当时欧洲的工资水平，促进了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和封建农奴制的加速解体（Herlihy，1997）。黑死病对产业结构也有较大影响，由于劳动力大幅减少，劳动密集型的农业严重萎缩，而土地密集型的畜牧业在此时期有很大发展。此外，黑死病动摇了当时支配欧洲的天主教会的绝对权威，可能起到了加速欧洲思想解放的作用：一方面，天主教神职人员在黑死病中大量死亡，而接替他们的新神职人员经常缺乏足够的神学训练和权威，从而对社会思想的控制变弱；另一方面，天主教对于疫情毫无办法，其对黑死病的解释和应对措施最终被证明是无用的4，部分天主教会借疫情机会大肆敛财，更加重了人们对教会的不满。5黑死病带来的高死亡风险还冲击了教会的禁欲主义和来世主义，促使人们追求世俗生活和现世生活，加快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潘树林，2011；李荷，2004）。
1918-1919年的全球大流感（又称西班牙流感）也是一个经常被讨论的题目。这次大流感在全世界导致了约5亿人感染，2500万到4000万人死亡（当时世界人口约17亿人），其全球平均致死率约为2.5%-5%，在美国则导致了67.5万人死亡，远超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死亡人数总和1。然而，尽管疫情在当时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之后的美国历史却缺乏对此议题的关注，Garrett（2007）认为原因可能在于，流感疫情虽然对美国造成了严重冲击，但一方面，流感疫情暴发与一战重叠，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当时天花、脊髓灰质炎等传染病仍未被人类征服，相比之下，流感病毒对人们健康的威胁似乎也就没那么大了。此外，1918年時相关经济数据的缺乏也限制了对疫情影响的分析。在有限的研究中，其中，BrainerdandSiegler（2003）分析了1918年大流感对1919-1930年美国经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受流感影响越严重的州其1918-1919年GDP增速越低，但1919-1930年GDP增速越高，他们认为，大流感对长期GDP增速的提升主要源自劳动力减少带来的人均资本的提升。除了流感导致的劳动力减少，它带来的恐慌还导致了消费的收缩和储蓄的增加，消费减少带来短期的经济下降，但储蓄的提高则有助于长期经济增长。Boucekkineetal（2008）指出BrainerdandSiegler的研究结论并没有获得一致认同，例如，BloomandMahal（1997a，1997b）也用计量方法考察了西班牙流感和艾滋病的流行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却没有发现显著和稳健的疫情影响长期经济发展的证据。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认为流行病可能对长期经济发展有不利影响，例如，疾病可能不会让人迅速死亡，但会给患者的身体留下长久的损害，这导致社会有更多的医护和照料支出，并令病患无法正常参与学习和工作，从而降低人力资本（Almond，2006；Adda，2016；Beachetal，2018）；还有研究指出联系更紧密的社会网络
结构能更有效地扩散知识和技术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但是更紧密的网络结构也容易导致流行病的扩散，因此流行病风险越高的地方可能会产生越松散的社会网络结构从而阻碍发展（FogliandVeldkamp，2018）。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部分国外学者又重新审视西班牙流感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以为新冠疫情提供参考。Barroetal（2020）基于43个国家的西班牙流感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西班牙流感疫情导致GDP和消费平均降低6-8个百分点。
除黑死病和西班牙流感外，现代经济学界对二战后爆发的某些重大疾病也做了一些考察。其中，进入1990年代后一些文献考察了艾滋病（HIV/AIDS）的经济和社会影响。2003年非典暴发后也有一些文献从不同角度分析其可能对经济造成的影响，例如Wong（2008）利用非典数据考察了疫情对香港住房市场的影响，NoyandShields（2019）回顾了非典疫情对亚洲相关国家的经济影响。2014年爆发的非洲埃博拉疫情也吸引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世界银行曾专门发表分析报告探讨疫情对西非国家经济的影响，指出如疫情不能尽快控制，对脆弱的西非国家的经济影响将是灾难性的（Worldbank，2014）。
在参考众多已有文献之后，本文认为，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没有一个一致、统一的传染病对于经济和社会影响的框架。这种异质性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
一方面，不同历史时期和具体条件下，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有所不同。这主要是指古代与当代的区别。如前所述，由于现代医学的技术进步，使得传染病对人类的死亡威胁已大大减小，因此，如黑死病等这种通过大量人口死亡进而影响总体人口结构和劳动供给的渠道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太可能。这也意味着现代条件下大规模传染病疫情对经济社会的长期影响可能大大减小了，而主要体现在为了控制疫情而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以及人们的恐慌和相应行为对短期经济运行的影响上（Noy&Shields，2019）。
另一方面，不同的流行病在传播方式、传播能力、潜伏期、致死率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使得不同流行病对经济的影响也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不存在一个统一的适用于所有类型传染病的分析框架。其中，流感、SARS、新冠肺炎等传染病较为相似，其特征是可通过呼吸道传播，传播能力强，潜伏期短，人们患病后或者因病致死或者康复，但一般不会对人们健康形成长期的损害。而有些疾病，如艾滋病等通过体液传播，其传播力更弱，但潜伏期长，人们在患病后会因免疫力逐渐下降而长期消耗生命。
在瘟疫与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反而是经济史学界对历史上发生的一些重大瘟疫的影响有更多探讨，特别是欧洲黑死病和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吸引了研究者的关注（Boucekkineetal，2008）。其中，1348年开始爆发的黑死病是否影响了欧洲经济发展的路径长期存在争论，部分经济史学研究认为，黑死病导致劳动力数量大幅减少，在短期对经济形成巨大的冲击，使经济陷入萧条。但长期由于疫情造成的劳动力短缺显著提高了当时欧洲的工资水平，促进了劳动
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和封建农奴制的加速解体（Herlihy，1997）。黑死病对产业结构也有较大影响，由于劳动力大幅减少，劳动密集型的农业严重萎缩，而土地密集型的畜牧业在此时期有很大发展。此外，黑死病动摇了当时支配欧洲的天主教会的绝对权威，可能起到了加速欧洲思想解放的作用：一方面，天主教神职人员在黑死病中大量死亡，而接替他们的新神职人员经常缺乏足够的神学训练和权威，从而对社会思想的控制变弱；另一方面，天主教对于疫情毫无办法，其对黑死病的解释和应对措施最终被证明是无用的4，部分天主教会借疫情机会大肆敛财，更加重了人们对教会的不满。5黑死病带来的高死亡风险还冲击了教会的禁欲主义和来世主义，促使人们追求世俗生活和现世生活，加快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潘树林，2011；李荷，2004）。
1918-1919年的全球大流感（又称西班牙流感）也是一个经常被讨论的题目。这次大流感在全世界导致了约5亿人感染，2500万到4000万人死亡（当时世界人口约17亿人），其全球平均致死率约为2.5%-5%，在美国则导致了67.5万人死亡，远超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死亡人数总和1。然而，尽管疫情在当时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之后的美国历史却缺乏对此议题的关注，Garrett（2007）认为原因可能在于，流感疫情虽然对美国造成了严重冲击，但一方面，流感疫情暴发与一战重叠，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当时天花、脊髓灰质炎等传染病仍未被人类征服，相比之下，流感病毒对人们健康的威胁似乎也就没那么大了。此外，1918年时相关经济数据的缺乏也限制了对疫情影响的分析。在有限的研究中，其中，BrainerdandSiegler（2003）分析了1918年大流感对1919-1930年美国经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受流感影响越严重的州其1918-1919年GDP增速越低，但1919-1930年GDP增速越高，他们认为，大流感对长期GDP增速的提升主要源自劳动力减少带来的人均资本的提升。除了流感导致的劳动力减少，它带来的恐慌还导致了消费的收缩和储蓄的增加，消费减少帶来短期的经济下降，但储蓄的提高则有助于长期经济增长。Boucekkineetal（2008）指出BrainerdandSiegler的研究结论并没有获得一致认同，例如，BloomandMahal（1997a，1997b）也用计量方法考察了西班牙流感和艾滋病的流行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却没有发现显著和稳健的疫情影响长期经济发展的证据。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认为流行病可能对长期经济发展有不利影响，例如，疾病可能不会让人迅速死亡，但会给患者的身体留下长久的损害，这导致社会有更多的医护和照料支出，并令病患无法正常参与学习和工作，从而降低人力资本（Almond，2006；Adda，2016；Beachetal，2018）；还有研究指出联系更紧密的社会网络结构能更有效地扩散知识和技术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但是更紧密的网络结构也容易导致流行病的扩散，因此流行病风险越高的地方可能会产生越松散的社会网络结构从而阻碍发展（FogliandVeldkamp，2018）。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部分国外学者又重新审视西班牙流感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以为新冠疫情提供参考。Barroetal（2020）基于43个国家的西班牙流感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西班牙流感疫情导致GDP和消费平均降低6-8个百分点。
除黑死病和西班牙流感外，现代经济学界对二战后爆发的某些重大疾病也做了一些考察。其中，进入1990年代后一些文献考察了艾滋病（HIV/AIDS）的经济和社会影响。2003年非典暴发后也有一些文献从不同角度分析其可能对经济造成的影响，例如Wong（2008）利用非典数据考察了疫情对香港住房市场的影响，NoyandShields（2019）回顾了非典疫情对亚洲相关国家的经济影响。2014年爆发的非洲埃博拉疫情也吸引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世界银行曾专门发表分析报告探讨疫情对西非国家经济的影响，指出如疫情不能尽快控制，对脆弱的西非国家的经济影响将是灾难性的（Worldbank，2014）。
在参考众多已有文献之后，本文认为，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没有一个一致、统一的传染病对于经济和社会影响的框架。这种异质性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
一方面，不同历史时期和具体条件下，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有所不同。这主要是指古代与当代的区别。如前所述，由于现代医学的技术进步，使得传染病对人类的死亡威胁已大大减小，因此，如黑死病等这种通过大量人口死亡进而影响总体人口结构和劳动供给的渠道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太可能。这也意味着现代条件下大规模传染病疫情对经济社会的长期影响可能大大减小了，而主要体现在为了控制疫情而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以及人们的恐慌和相应行为对短期经济运行的影响上（Noy&Shields，2019）。
另一方面，不同的流行病在传播方式、传播能力、潜伏期、致死率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使得不同流行病对经济的影响也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不存在一个统一的适用于所有类型传染病的分析框架。其中，流感、SARS、新冠肺炎等传染病较为相似，其特征是可通过呼吸道传播，传播能力强，潜伏期短，人们患病后或者因病致死或者康复，但一般不会对人们健康形成长期的损害。而有些疾病，如艾滋病等通过体液传播，其传播力更弱，但潜伏期长，人们在患病后会因免疫力逐渐下降而长期消耗生命。
在瘟疫与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反而是经济史学界对历史上发生的一些重大瘟疫的影响有更多探讨，特别是欧洲黑死病和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吸引了研究者的关注（Boucekkineetal，2008）。其中，1348年开始爆发的黑死病是否影響了欧洲经济发展的路径长期存在争论，部分经济史学研究认为，黑死病导致劳动力数量大幅减少，在短期对经济形成巨大的冲击，使经济陷入萧条。但长期由于疫情造成的劳动力短缺显著提高了当时欧洲的工资水平，促进了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和封建农奴制的加速解体（Herlihy，1997）。黑死病对产业结构也有较大影响，由于劳动力大幅减少，劳动密集型的农业严重萎缩，而土地密集型的畜牧业在此时期有很大发展。此外，黑死病动摇了当时支配欧洲的天主教会的绝对权威，可能起到了加速欧洲思想解放的作用：一方面，天主教神职人员在黑死病中大量死亡，而接替他们的新神职人员经常缺乏足够的神学训练和权威，从而对社会思想的控制变弱；另一方面，天主教对于疫情毫无办法，其对黑死病的解释和应对措施最终被证明是无用的4，部分天主教会借疫情机会大肆敛财，更加重了人们对教会的不满。5黑死病带来的高死亡风险还冲击了教会的禁欲主义和来世
主义，促使人们追求世俗生活和现世生活，加快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潘树林，2011；李荷，2004）。
1918-1919年的全球大流感（又称西班牙流感）也是一个经常被讨论的题目。这次大流感在全世界导致了约5亿人感染，2500万到4000万人死亡（当时世界人口约17亿人），其全球平均致死率约为2.5%-5%，在美国则导致了67.5万人死亡，远超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死亡人数总和1。然而，尽管疫情在当时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之后的美国历史却缺乏对此议题的关注，Garrett（2007）认为原因可能在于，流感疫情虽然对美国造成了严重冲击，但一方面，流感疫情暴发与一战重叠，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当时天花、脊髓灰质炎等传染病仍未被人类征服，相比之下，流感病毒对人们健康的威胁似乎也就没那么大了。此外，1918年时相关经济数据的缺乏也限制了对疫情影响的分析。在有限的研究中，其中，BrainerdandSiegler（2003）分析了1918年大流感对1919-1930年美国经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受流感影响越严重的州其1918-1919年GDP增速越低，但1919-1930年GDP增速越高，他们认为，大流感对长期GDP增速的提升主要源自劳动力减少带来的人均资本的提升。除了流感导致的劳动力减少，它带来的恐慌还导致了消费的收缩和储蓄的增加，消费减少带来短期的经济下降，但储蓄的提高则有助于长期经济增长。Boucekkineetal（2008）指出BrainerdandSiegler的研究结论并没有获得一致认同，例如，BloomandMahal（1997a，1997b）也用计量方法考察了西班牙流感和艾滋病的流行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却没有发现显著和稳健的疫情影响长期经济发展的证据。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认为流行病可能对长期经济发展有不利影响，例如，疾病可能不会让人迅速死亡，但会给患者的身体留下长久的损害，这导致社会有更多的医护和照料支出，并令病患无法正常参与学习和工作，从而降低人力资本（Almond，2006；Adda，2016；Beachetal，2018）；还有研究指出联系更紧密的社会网络结构能更有效地扩散知识和技术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但是更紧密的网络结构也容易导致流行病的扩散，因此流行病风险越高的地方可能会产生越松散的社会网络结构从而阻碍发展（FogliandVeldkamp，2018）。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部分国外学者又重新审视西班牙流感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以为新冠疫情提供参考。Barroetal（2020）基于43个国家的西班牙流感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西班牙流感疫情导致GDP和消费平均降低6-8个百分点。
除黑死病和西班牙流感外，现代经济学界对二战后爆发的某些重大疾病也做了一些考察。其中，进入1990年代后一些文献考察了艾滋病（HIV/AIDS）的经济和社会影响。2003年非典暴发后也有一些文献从不同角度分析其可能对经济造成的影响，例如Wong（2008）利用非典数据考察了疫情对香港住房市场的影响，NoyandShields（2019）回顾了非典疫情对亚洲相关国家的经济影响。2014年爆发的非洲埃博拉疫情也吸引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世界银行曾专门发表分析报告探讨疫情对西非国家经济的影响，指出如疫情不能尽快控制，对脆弱的西非国家的经济影响将是灾难性的（Worldbank，2014）。
在参考众多已有文献之后，本文认为，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没有一个一致、统一的传染病对于经济和社会影响的框架。这种异质性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
一方面，不同历史时期和具体条件下，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有所不同。这主要是指古代与当代的区别。如前所述，由于现代医学的技术进步，使得传染病对人类的死亡威胁已大大减小，因此，如黑死病等这种通过大量人口死亡进而影响总体人口结构和劳动供给的渠道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太可能。这也意味着现代条件下大规模传染病疫情对经济社会的长期影响可能大大减小了，而主要体现在为了控制疫情而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以及人们的恐慌和相应行为对短期经济运行的影响上（Noy&Shields，2019）。
另一方面，不同的流行病在传播方式、传播能力、潜伏期、致死率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使得不同流行病对经济的影响也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不存在一个统一的适用于所有类型传染病的分析框架。其中，流感、SARS、新冠肺炎等传染病较为相似，其特征是可通过呼吸道传播，传播能力强，潜伏期短，人们患病后或者因病致死或者康复，但一般不会对人们健康形成长期的损害。而有些疾病，如艾滋病等通过体液传播，其传播力更弱，但潜伏期长，人们在患病后会因免疫力逐渐下降而长期消耗生命。
在瘟疫与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反而是经济史学界对历史上发生的一些重大瘟疫的影响有更多探讨，特别是欧洲黑死病和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吸引了研究者的关注（Boucekkineetal，2008）。其中，1348年开始爆发的黑死病是否影响了欧洲经济发展的路径长期存在争论，部分经济史学研究认为，黑死病导致劳动力数量大幅减少，在短期对经济形成巨大的冲击，使经济陷入萧条。但长期由于疫情造成的劳动力短缺显著提高了当时欧洲的工资水平，促进了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和封建农奴制的加速解体（Herlihy，1997）。黑死病对产业结构也有较大影响，由于劳动力大幅减少，劳动密集型的农业严重萎缩，而土地密集型的畜牧业在此时期有很大发展。此外，黑死病动摇了当时支配欧洲的天主教会的绝对权威，可能起到了加速欧洲思想解放的作用：一方面，天主教神职人员在黑死病中大量死亡，而接替他们的新神职人员经常缺乏足够的神学训练和权威，从而对社会思想的控制变弱；另一方面，天主教对于疫情毫无办法，其对黑死病的解释和应对措施最终被证明是无用的4，部分天主教会借疫情机会大肆敛财，更加重了人们对教会的不满。5黑死病带来的高死亡风险还冲击了教会的禁欲主义和来世主义，促使人们追求世俗生活和现世生活，加快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潘树林，2011；李荷，2004）。
1918-1919年的全球大流感（又称西班牙流感）也是一个经常被讨论的题目。这次大流感在全世界导致了约5亿人感染，2500万到4000万人死亡（当时世界人口约17亿人），其全球平均致死率约为2.5%-5%，在美国则导致了67.5万人死亡，远超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死亡人数总和1。然而，尽管疫情在当时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之后的美国历史却缺乏对此议题的关注，Garrett（2007）认为原因可能在于，流感疫情虽然对美国造成了
严重冲击，但一方面，流感疫情暴发与一战重叠，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当时天花、脊髓灰质炎等传染病仍未被人类征服，相比之下，流感病毒对人们健康的威胁似乎也就没那么大了。此外，1918年时相关经济数据的缺乏也限制了对疫情影响的分析。在有限的研究中，其中，BrainerdandSiegler（2003）分析了1918年大流感对1919-1930年美国经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受流感影响越严重的州其1918-1919年GDP增速越低，但1919-1930年GDP增速越高，他们认为，大流感对长期GDP增速的提升主要源自劳动力减少带来的人均资本的提升。除了流感导致的劳动力减少，它带来的恐慌还导致了消费的收缩和储蓄的增加，消费减少带来短期的经济下降，但储蓄的提高则有助于长期经济增长。Boucekkineetal（2008）指出BrainerdandSiegler的研究结论并没有获得一致认同，例如，BloomandMahal（1997a，1997b）也用计量方法考察了西班牙流感和艾滋病的流行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却没有发现显著和稳健的疫情影响长期经济发展的证据。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认为流行病可能对长期经济发展有不利影响，例如，疾病可能不会让人迅速死亡，但会给患者的身体留下长久的损害，这导致社会有更多的医护和照料支出，并令病患无法正常参与学习和工作，从而降低人力资本（Almond，2006；Adda，2016；Beachetal，2018）；还有研究指出联系更紧密的社会网络结构能更有效地扩散知识和技术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但是更紧密的网络结构也容易导致流行病的扩散，因此流行病风险越高的地方可能会产生越松散的社会网络结构从而阻碍发展（FogliandVeldkamp，2018）。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部分国外学者又重新审视西班牙流感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以为新冠疫情提供参考。Barroetal（2020）基于43个国家的西班牙流感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西班牙流感疫情导致GDP和消费平均降低6-8個百分点。
除黑死病和西班牙流感外，现代经济学界对二战后爆发的某些重大疾病也做了一些考察。其中，进入1990年代后一些文献考察了艾滋病（HIV/AIDS）的经济和社会影响。2003年非典暴发后也有一些文献从不同角度分析其可能对经济造成的影响，例如Wong（2008）利用非典数据考察了疫情对香港住房市场的影响，NoyandShields（2019）回顾了非典疫情对亚洲相关国家的经济影响。2014年爆发的非洲埃博拉疫情也吸引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世界银行曾专门发表分析报告探讨疫情对西非国家经济的影响，指出如疫情不能尽快控制，对脆弱的西非国家的经济影响将是灾难性的（Worldbank，2014）。
在参考众多已有文献之后，本文认为，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没有一个一致、统一的传染病对于经济和社会影响的框架。这种异质性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
一方面，不同历史时期和具体条件下，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有所不同。这主要是指古代与当代的区别。如前所述，由于现代医学的技术进步，使得传染病对人类的死亡威胁已大大减小，因此，如黑死病等这种通过大量人口死亡进而影响总体人口结构和劳动供给的渠道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太可能。这也意味着现代条件下大规模传染病疫情对经济社会的长期影响可
能大大减小了，而主要体现在为了控制疫情而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以及人们的恐慌和相应行为对短期经济运行的影响上（Noy&Shields，2019）。
另一方面，不同的流行病在传播方式、传播能力、潜伏期、致死率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使得不同流行病对经济的影响也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不存在一个统一的适用于所有类型传染病的分析框架。其中，流感、SARS、新冠肺炎等传染病较为相似，其特征是可通过呼吸道传播，传播能力强，潜伏期短，人们患病后或者因病致死或者康复，但一般不会对人们健康形成长期的损害。而有些疾病，如艾滋病等通过体液传播，其传播力更弱，但潜伏期长，人们在患病后会因免疫力逐渐下降而长期消耗生命。
在瘟疫与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反而是经济史学界对历史上发生的一些重大瘟疫的影响有更多探讨，特别是欧洲黑死病和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吸引了研究者的关注（Boucekkineetal，2008）。其中，1348年开始爆发的黑死病是否影响了欧洲经济发展的路径长期存在争论，部分经济史学研究认为，黑死病导致劳动力数量大幅减少，在短期对经济形成巨大的冲击，使经济陷入萧条。但长期由于疫情造成的劳动力短缺显著提高了当时欧洲的工资水平，促进了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和封建农奴制的加速解体（Herlihy，1997）。黑死病对产业结构也有较大影响，由于劳动力大幅减少，劳动密集型的农业严重萎缩，而土地密集型的畜牧业在此时期有很大发展。此外，黑死病动摇了当时支配欧洲的天主教会的绝对权威，可能起到了加速欧洲思想解放的作用：一方面，天主教神职人员在黑死病中大量死亡，而接替他们的新神职人员经常缺乏足够的神学训练和权威，从而对社会思想的控制变弱；另一方面，天主教对于疫情毫无办法，其对黑死病的解释和应对措施最终被证明是无用的4，部分天主教会借疫情机会大肆敛财，更加重了人们对教会的不满。5黑死病带来的高死亡风险还冲击了教会的禁欲主义和来世主义，促使人们追求世俗生活和现世生活，加快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潘树林，2011；李荷，2004）。
1918-1919年的全球大流感（又称西班牙流感）也是一个经常被讨论的题目。这次大流感在全世界导致了约5亿人感染，2500万到4000万人死亡（当时世界人口约17亿人），其全球平均致死率约为2.5%-5%，在美国则导致了67.5万人死亡，远超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死亡人数总和1。然而，尽管疫情在当时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之后的美国历史却缺乏对此议题的关注，Garrett（2007）认为原因可能在于，流感疫情虽然对美国造成了严重冲击，但一方面，流感疫情暴发与一战重叠，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当时天花、脊髓灰质炎等传染病仍未被人类征服，相比之下，流感病毒对人们健康的威胁似乎也就没那么大了。此外，1918年时相关经济数据的缺乏也限制了对疫情影响的分析。在有限的研究中，其中，BrainerdandSiegler（2003）分析了1918年大流感对1919-1930年美国经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受流感影响越严重的州其1918-1919年GDP增速越低，但1919-1930年GDP增速越高，他们认为，大流感对长期GDP增速的提升主要源自劳动力减少带来的人均资本的提升。除了流感导致的劳动力减少，它带来的恐慌还导致了消费的收缩和储蓄的增加，消费减少带来短期的经济下降，但储蓄的提高则有助于长期经济增长。Boucekkineetal（2008）
指出BrainerdandSiegler的研究结论并没有获得一致认同，例如，BloomandMahal（1997a，1997b）也用计量方法考察了西班牙流感和艾滋病的流行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却没有发现显著和稳健的疫情影响长期经济发展的证据。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认为流行病可能对长期经济发展有不利影响，例如，疾病可能不会让人迅速死亡，但会给患者的身体留下长久的损害，这导致社会有更多的医护和照料支出，并令病患无法正常参与学习和工作，从而降低人力资本（Almond，2006；Adda，2016；Beachetal，2018）；还有研究指出联系更紧密的社会网络结构能更有效地扩散知识和技术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但是更紧密的网络结构也容易导致流行病的扩散，因此流行病风险越高的地方可能会产生越松散的社会网络结构从而阻碍发展（FogliandVeldkamp，2018）。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部分国外学者又重新审视西班牙流感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以为新冠疫情提供参考。Barroetal（2020）基于43个国家的西班牙流感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西班牙流感疫情导致GDP和消费平均降低6-8个百分点。
除黑死病和西班牙流感外，现代经济学界对二战后爆发的某些重大疾病也做了一些考察。其中，进入1990年代后一些文献考察了艾滋病（HIV/AIDS）的经济和社会影响。2003年非典暴发后也有一些文献从不同角度分析其可能对经济造成的影响，例如Wong（2008）利用非典数据考察了疫情对香港住房市场的影响，NoyandShields（2019）回顾了非典疫情对亚洲相关国家的经济影响。2014年爆发的非洲埃博拉疫情也吸引了世界的廣泛关注，世界银行曾专门发表分析报告探讨疫情对西非国家经济的影响，指出如疫情不能尽快控制，对脆弱的西非国家的经济影响将是灾难性的（Worldbank，2014）。
在参考众多已有文献之后，本文认为，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没有一个一致、统一的传染病对于经济和社会影响的框架。这种异质性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
一方面，不同历史时期和具体条件下，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有所不同。这主要是指古代与当代的区别。如前所述，由于现代医学的技术进步，使得传染病对人类的死亡威胁已大大减小，因此，如黑死病等这种通过大量人口死亡进而影响总体人口结构和劳动供给的渠道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太可能。这也意味着现代条件下大规模传染病疫情对经济社会的长期影响可能大大减小了，而主要体现在为了控制疫情而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以及人们的恐慌和相应行为对短期经济运行的影响上（Noy&Shields，2019）。
另一方面，不同的流行病在传播方式、传播能力、潜伏期、致死率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使得不同流行病对经济的影响也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不存在一个统一的适用于所有类型传染病的分析框架。其中，流感、SARS、新冠肺炎等传染病较为相似，其特征是可通过呼吸道传播，传播能力强，潜伏期短，人们患病后或者因病致死或者康复，但一般不会对人们健康形成长期的损害。而有些疾病，如艾滋病等通过体液传播，其传播力更弱，但潜伏期长，人们在患病后会因免疫力逐渐下降而长期消耗生命。
在瘟疫与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反而是经济史学界对历史上发生的一些重大瘟疫的影响有更多探讨，特别是欧洲黑死病和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吸引了研究者的关注（Boucekkineetal，2008）。其中，1348年开始爆发的黑死病是否影响了欧洲经济发展的路径长期存在争论，部分经济史学研究认为，黑死病导致劳动力数量大幅减少，在短期对经济形成巨大的冲击，使经济陷入萧条。但长期由于疫情造成的劳动力短缺显著提高了当时欧洲的工资水平，促进了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和封建农奴制的加速解体（Herlihy，1997）。黑死病对产业结构也有较大影响，由于劳动力大幅减少，劳动密集型的农业严重萎缩，而土地密集型的畜牧业在此时期有很大发展。此外，黑死病动摇了当时支配欧洲的天主教会的绝对权威，可能起到了加速欧洲思想解放的作用：一方面，天主教神职人员在黑死病中大量死亡，而接替他们的新神职人员经常缺乏足够的神学训练和权威，从而对社会思想的控制变弱；另一方面，天主教对于疫情毫无办法，其对黑死病的解释和应对措施最终被证明是无用的4，部分天主教会借疫情机会大肆敛财，更加重了人们对教会的不满。5黑死病带来的高死亡风险还冲击了教会的禁欲主义和来世主义，促使人们追求世俗生活和现世生活，加快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潘树林，2011；李荷，2004）。
1918-1919年的全球大流感（又称西班牙流感）也是一个经常被讨论的题目。这次大流感在全世界导致了约5亿人感染，2500万到4000万人死亡（当时世界人口约17亿人），其全球平均致死率约为2.5%-5%，在美国则导致了67.5万人死亡，远超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死亡人数总和1。然而，尽管疫情在当时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之后的美国历史却缺乏对此议题的关注，Garrett（2007）认为原因可能在于，流感疫情虽然对美国造成了严重冲击，但一方面，流感疫情暴发与一战重叠，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当时天花、脊髓灰质炎等传染病仍未被人类征服，相比之下，流感病毒对人们健康的威胁似乎也就没那么大了。此外，1918年时相关经济数据的缺乏也限制了對疫情影响的分析。在有限的研究中，其中，BrainerdandSiegler（2003）分析了1918年大流感对1919-1930年美国经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受流感影响越严重的州其1918-1919年GDP增速越低，但1919-1930年GDP增速越高，他们认为，大流感对长期GDP增速的提升主要源自劳动力减少带来的人均资本的提升。除了流感导致的劳动力减少，它带来的恐慌还导致了消费的收缩和储蓄的增加，消费减少带来短期的经济下降，但储蓄的提高则有助于长期经济增长。Boucekkineetal（2008）指出BrainerdandSiegler的研究结论并没有获得一致认同，例如，BloomandMahal（1997a，1997b）也用计量方法考察了西班牙流感和艾滋病的流行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却没有发现显著和稳健的疫情影响长期经济发展的证据。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认为流行病可能对长期经济发展有不利影响，例如，疾病可能不会让人迅速死亡，但会给患者的身体留下长久的损害，这导致社会有更多的医护和照料支出，并令病患无法正常参与学习和工作，从而降低人力资本（Almond，2006；Adda，2016；Beachetal，2018）；还有研究指出联系更紧密的社会网络结构能更有效地扩散知识和技术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但是更紧密的网络结构也容易导致流行病的扩散，因此流行病风险越高的地方可能会产生越松散的社会网络结构从而阻碍发展（FogliandVeldkamp，2018）。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部分国外学者又重新审视西班牙流感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以为新冠疫情提供参考。Barroetal（2020）基于43个国家的西班牙流感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西班牙流感疫情导致GDP和消费平均降低6-8个百分点。
除黑死病和西班牙流感外，现代经济学界对二战后爆发的某些重大疾病也做了一些考察。其中，进入1990年代后一些文献考察了艾滋病（HIV/AIDS）的经济和社会影响。2003年非典暴发后也有一些文献从不同角度分析其可能对经济造成的影响，例如Wong（2008）利用非典数据考察了疫情对香港住房市场的影响，NoyandShields（2019）回顾了非典疫情对亚洲相关国家的经济影响。2014年爆发的非洲埃博拉疫情也吸引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世界银行曾专门发表分析报告探讨疫情对西非国家经济的影响，指出如疫情不能尽快控制，对脆弱的西非国家的经济影响将是灾难性的（Worldbank，2014）。
在参考众多已有文献之后，本文认为，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没有一个一致、统一的传染病对于经济和社会影响的框架。这种异质性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
一方面，不同历史时期和具体条件下，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有所不同。这主要是指古代与当代的区别。如前所述，由于现代医学的技术进步，使得传染病对人类的死亡威胁已大大减小，因此，如黑死病等这种通过大量人口死亡进而影响总体人口结构和劳动供给的渠道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太可能。这也意味着现代条件下大规模传染病疫情对经济社会的长期影响可能大大减小了，而主要体现在为了控制疫情而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以及人们的恐慌和相应行为对短期经济运行的影响上（Noy&Shields，2019）。
另一方面，不同的流行病在传播方式、传播能力、潜伏期、致死率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使得不同流行病对经济的影响也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不存在一个统一的适用于所有类型传染病的分析框架。其中，流感、SARS、新冠肺炎等传染病较为相似，其特征是可通过呼吸道传播，传播能力强，潜伏期短，人们患病后或者因病致死或者康复，但一般不会对人们健康形成长期的损害。而有些疾病，如艾滋病等通过体液传播，其传播力更弱，但潜伏期长，人们在患病后会因免疫力逐渐下降而长期消耗生命。
篇四：疫情防治对微观经济影响分析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作者：周珺
来源：《科学与财富》2020年第15期
摘
要：2019年末，“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中国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将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本文先是分析了中国宏观三次产业受疫情冲击的影响情况，并总结了部分行业在疫情下的新发展趋势，希望为降低疫情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有益的参考。通过分析论证，本文认为此次疫情之后中国经济换挡升级，长期向好的趋势不变。部分企业有机会在疫情黑天鹅中抓住新的机会，实现“反脆弱”式增长。最后，在本文末尾提出有关应对措施及政策建议。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冲击
一、引言
2020年之初，中国人民满怀着的盼望，为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十三五”规划部署而奋斗。然而，2019年底在武汉爆发的新型肺炎疫情迅速传播，给无数家庭带来了灾难，也给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2020年1月末，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当前疫情爆发事件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不建议限制贸易和人员流动。然而，多个国家在随后发布预警，不但取消了部分往来中国的航班，而且还限制了未通过隔离期的非本国公民入境。因此，各国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和商业活动遭受了一定的打击，“新冠病毒”疫情黑天鹅对中国经济影响的连锁反应也就此开启。
二、“新冠肺炎”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一）“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三次产业
1.“新冠肺炎”疫情对第一产业的影响
疫情的爆发，對农业影响相对较小。此次疫情传播速度较快、且可以人传人，很多商家都选择关门暂停营业，其中包括售卖农业生产资料的商家。虽然农民在周边市集无法对农业生产资料进行购置，但却可以通过网络购买应急的生产资料。春耕时期需要的劳动力基本自足，因此疫情在缓解之后，农民仍然可以从事生产活动。而在销售方面，“地摊经济”的发展也部分缓解了农产品销路的困境。
2.“新冠肺炎”疫情对第二产业的影响
篇五：疫情防治对微观经济影响分析
篇六：疫情防治对微观经济影响分析
微观经济学分析疫情下制造业
2019年末至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突然袭击对制造业影响巨大。
从轻工业的角度来说，主要家电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会受到打击，这属于线下实体店遭受的打击，家具行业和电子行业也是这样，尽管现在手机的线上销售已经十分火热，但是主流手机品牌销售渠道主要还是靠线下出售。这些生产企业主要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但是疫情导致节后劳动力供给不足，成本被迫上升，而且供应也在一定程度上下降，并且疫情导致假期延长，后续的订单都需要额外的加班才能不违约，无论是基层员工还是管理层，都有着极大的压力，大多数轻工业工厂都面临此问题。
从重工业的角度来说，首当其冲的产业就是与石油有关的产业，因为在不久前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宣布不减产，导致石油价格大幅度下跌，而中国与石油相关的产业，又受到了疫情的影响，受到的冲击较大，不利于行业稳定。而重工业由于在疫情期间长时间的停工，导致生产不足，资金链断裂，借助宏观调控，大部分企业可以渡过难关，但其不开工对工人的生活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重工业开工是必然的趋势。而且许多需要重工业产品的企业同时也在停工，所以重工业企业也没有收入来源，同时对国外的企业有着不利影响，许多国家的相关企业不得不关停，对外贸出口有很大的不利影响。但由于重工业的收入弹性较大，所以在复工以后，很快就能扭转劣势。而从事原材料开采企业受到的影响尤为突出，首先在
疫情期间，以前各劳动力已返乡，劳动力短缺，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过于的依赖,而且新冠病毒的传播方式也是人传人，所以一旦开工，要把卫生做好足够的准备工作，对于已经长时间没有开工盈利的企业来说，是不小的压力。但是医疗器械生产的产业则会在一定时期内盈利正增长。
总体来说，制造业尽管短期内受到了疫情较大影响，但是从总体来看还是向好。短期内工业企业可能会亏损，但是在开工后，会很快得到恢复。
篇七：疫情防治对微观经济影响分析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浅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对经济的影响
作者：李云
来源：《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中旬刊》2020年第01期
【摘;要】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事件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它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都属于“黑天鹅”事件，对国际和国内的经济状况和发展都有短期和长期影响。
【Abstract】AlthoughtheCOVID-19incidentinChinaisnotoveryet，butitisa"blackswan"eventforbothChinaandtheworld，whichhasashort-termandlong-termimpactontheinternationalanddomesticeconomicsituationanddevelopment.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经济;影响
【Keywords】COVID-19;economy;influence
【中图分类号】F2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1069（2020）01-0046-021引言
由于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已经很高，中国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事件有一定的国际国内经济影响。
2对国际经济的影响
2.1对外汇市场的影响
冠状病毒事件对国际资本市场，尤其是敏感性很高的国际外汇市场反应迅速。外汇的价格会受国内外很多因素同时综合影响。外汇牌价不仅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生产效率的体现，国内外投资者如果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抱有积极预测，則会大量买入和持有该国货币，从而导致该国货币相对于其他币种增值明显[1]。如果对一个国家经济前景担忧，则会大量卖出该国货币，导致该国货币相对于其他国货币贬值。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个“黑天鹅”事件出现之前，中国经济各项预期向好，中国被移除了汇率操纵国名单，中美贸易协定初步磋商顺利，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从2019年9月3日的7.1863一直跌至2020年1月17日的6.8537，说明这短短4个月时间里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最大波动的升值为4.63%，体现了人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未来充满希望。然而新型冠状病毒的受感染人数迅速增加的新闻突然广泛传播，美元兑在岸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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