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关于法院枫桥经验调研报告【四篇】,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写作有帮助!
法院枫桥经验调研报告4篇
第1篇: 法院枫桥经验调研报告
调研报告：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深刻意蕴
根据省委开展“大学习、大调研、大抓落实”活动部署，5月15日至17日，我到绍兴诸暨市开展蹲点调研。其间，先后到枫桥等5个镇街，永宁、栎桥、杜黄新、紫草坞等4个村，枫桥派出所镇南警务站等4个基层政法单位及6个基层社会治理现场点，夜访4户村民家庭，个别谈话24人次，并在枫桥镇主持召开座谈会。通过调研，我对总结提升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推进“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有了新的体会、新的认识。
一、诸暨市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创新实践及成效
调研中，我真切感受到，党的十八大以来，诸暨市把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贯穿平安建设、法治建设的主线，正确处理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就地解决问题的基本精神不动摇，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在城乡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2016年、2017年诸暨市平安考核蝉联全省第一；
2017年以测评总成绩同类城市全省第一、全国第三，一举创成全国文明城市；
枫桥镇实现全国综治先进集体“五连冠”。5年多来，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不断创新服务群众的方式，从源头上预防减少矛盾问题的发生。近年来诸暨市高度重视解决民生问题，市委、市政府每年办好十大民生实事，不断创新服务群众的方式，谋民利、顺民意、达民情，切实解决了一批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比如，按照省委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部署，推行了“一证通办一生事”，让群众感受到了便利和实惠。推行“一网统揽八方事”，把“基层治理四平台”和全科网格深度融合、一体推进，畅通了矛盾就地化解新渠道。枫桥派出所镇南警务站自创了“十访十清”“五议一创”“十小十好”等载体，当好辖区群众的“好邻居”“好帮手”，群众满意率达99.8%。在店口，当地派出所牵头成立“流动人口服务之家”，组建流动人口党支部，使流动人口真正融入当地，实现安居乐业。直埠镇紫草坞村对闲置房屋进行“集约化”改造，创建了出租房“旅馆式”管理新模式，做到了“政府放心、村民开心、租户暖心”。
（二）积极探索矛盾不上交的机制和办法，尽最大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诸暨市准确把握“枫桥经验”就地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精髓，强化责任担当，创新工作机制，努力实现矛盾不上交。建立了“零上访村”“零上访镇”的创建机制，开展村与村、镇与镇之间的互学互比，激发了各级抓信访、破难题、重化解的主动性，推动各类矛盾问题在镇、村层面得以解决。2017年，140个村创成“零上访村”，占全市行政村（社区）的1/4以上。健全落实县级领导接访下访制度，建立“谁接待、谁跟踪、谁回访”机制，实现责任和服务双闭环。探索建立信访积案化解机制，总结推广“化解七法”，历年信访积案化解率达90%以上。
（三）高度重视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实质性作用的发挥，基层治理社会化水平大幅提升。诸暨市积极培育、推动发展社会组织，为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搭建了许多新的载体和平台。2014年12月，由市民政局牵头，建立了社会组织孵化中心，至今已孵化社会组织96家。目前，全市共有社会组织2236家，参加人数达273970人，占150万常住人口的18.3%。枫桥镇目前有覆盖各个阶层、各类人群的社会组织近50个，涵盖了治安巡逻、矛盾化解、网格化管理、心理服务、特殊群体帮扶等各个方面，参加人数达17850人，平均每3人中就有1人参加了社会组织。同时，积极探索以政府采购、定向委托等方式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推动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实质性作用，解决了许多政府想管而又管不了的问题。“枫桥大妈”“店口红帽子”、乡贤参事会等一大批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带动社会力量参与平安志愿服务和基层治理，成为诸暨的靓丽风景。
（四）调解组织从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形成了矛盾纠纷就地就近化解的有效机制。针对矛盾纠纷主体多元、诉求多元、类型多元的新特点，诸暨市调动和组织各方资源，坚持“用不同的钥匙开不同的锁”，积极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拓宽第三方参与纠纷化解渠道，成立了涉土、医患和纺织、汽配等几十个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做到专业纠纷专业化解。鼓励镇、村德高望重又热心公益事业的新乡贤、老党员、老教师、老政法干警担任志愿者，涌现出像“老杨工作室”“老朱工作室”“娟子工作室”等一批群众认可的品牌调解组织。发挥网络信息技术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作用，推动线下调解向线上调解拓展，实现跨时空、一站式解决矛盾纠纷。比如， “全国十佳人民法庭”枫桥法庭，推行“互联网+调解”新模式，开展网上立案、在线调解，让群众足不出户轻松实现纠纷化解。
第2篇: 法院枫桥经验调研报告
枫桥经验
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为此，1963年毛泽东同志就曾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枫桥经验”由此成为全国政法战线一个脍炙人口的典型。之后，“枫桥经验”得到不断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新经验，成为新时期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典范。
枫桥镇面积165平方公里、人口9.6万、下辖28个行政村，现有各类工业企业7646家，从业人员4万多人，服饰产业已形成产业群，享有“中国服饰名品之乡”的美誉。
1.“枫桥经验”之一“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
化解矛盾是“枫桥经验”的核心内容。在枫桥镇的所有村里，以村两委会为核心，建立了综治工作网络，支委联系党员，党员联系群众，村两委干部联系村民代表，村民代表联系农户。一旦农户发生矛盾纠纷，村民代表立即赶到，无法调处的，再报村两委会，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于萌芽状态。
1)机构设置
综合治理工作委员会是“枫桥经验”网络的中枢，由镇党委书记担任主任。下设综治中心，主任是政法副书记兼任，同时设有专职常务副主任协调各部门的工作，而镇里的法庭、派出所、人武部负责人则兼任副主任。近年来综治中心已发展为集综治、司法、信访、调解、警务、流动人口、安全管理、应急管理、土地管理、劳动管理、社区矫正、反邪教等12项职能于一身，一旦群众有了纠纷来到中心，则通过窗口先接待，再由窗口按问题的性质进行分解，发放到调解委、信访办、维权办、司法所、警务室等相应机构进行处置。
枫桥全镇设有5个社区综治工作分中心，并普遍在村和企业中分设综治工作组，正副组长由村支书、村委会主任或企业负责人兼任，主抓治安、调解工作。每个村里都有镇里下派的联村干部对各类矛盾的排解进行适当的指导。各村均设有调解组织和维持治安的巡防队、护村队等民间组织，由村民志愿参与。同时，遍布各村的信息员帮助综治机构了解、掌握民间信息，尤其是矛盾纠纷等事关稳定的各类信息。一旦信息员将相关情况反映上去，村、镇综治相关机构立即启动化解纠纷的工作程序，防患于未然。
2)工作机制
枫桥已经初步建立了有效的预防和化解矛盾的工作机制。这套工作机制为：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
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保证预防化解工作有人抓、有人管理。枫桥镇的村、企业层层建立了治保调解组织，全镇现有152个治调组织，608名治调人员，还有一支155人的治安信息员队伍。
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建立一个反应灵敏、能及时发现矛盾纠纷的预警体系。镇党委、政府两个月召开一次综合治理联席会议，分析预测社会治安、不安定因素和矛盾纠纷的特点规律。
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努力减少矛盾，尽可能避免纠纷。抓好与农民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问题，抓好重点季节的预防工作。每年“双夏”大忙季节来临前，村干部都要集体检查一遍电线、沟渠、机耕路和山塘水库，该修补的及早修补，该抢建的及早抢建，防止村民因争水、争电、争路发生矛盾和冲突。
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力争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
3)矛盾预防
“事前工作制”另外的一个内容是预测工作。村里每月两次摸查辖区中的矛盾纠纷等不稳定因素，主要通过生活在群众中的信息员来了解情况。因为每个村民小组都有信息员，所以信息收集还是比较全面的，涉及可能影响稳定的情况一般都能及时掌握。通过这些例行工作，主要对三类信息进行重点梳理：可能引发纠纷的民间矛盾；
未曾激化但已有的纠纷；
调解中的矛盾纠纷。摸查到的信息分级汇总到综治中心，综治中心再对这些信息在月底的例会中进行探讨分析，确定解决纠纷的方案，并布置落实下去。正是有了这一个工作机制，枫桥镇及各村对辖区内的矛盾纠纷信息洞若观火，能够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4)矛盾化解
调解是事前工作制关键的一项内容，由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种方式组成。人民调解在镇村两级都设有机构，其中镇和分中心有专职调解员，而村里则主要由村干部以及一些声望较高的村民作为兼职调解员。普通的矛盾纠纷先在村里进行调解，不成再由综治分中心调解，还是调解不成的话则再到镇里进行调解。
如果镇调解中心的调解仍然不能使纠纷双方达成一致，则通过镇综治中心可能转入行政调解途径。枫桥镇的行政调解主要通过分类调处的方法来开展。因为综治中心下辖14个成员单位，所以中心按照纠纷的性质和涉及的部门将纠纷转交给相关的部门如土管、劳动等进行解决。
关于司法调解，枫桥镇也有独特的经验。如果行政调解还不能化解纠纷，综治中心就会告知村民通过法律程序去解决矛盾，即诉讼。实际上纠纷虽然到了法庭，但纠纷进入的并不仅仅是狭义的诉讼程序，因为枫桥法庭首创了“四环调解工作指导法”来引导村民正确地打官司，即：“抓住诉前环节，进行普遍指导；
抓住诉时环节，实行跟踪指导；
抓住诉中环节，进行个别指导；
抓住诉后环节，进行案例指导”，实现了法院审判与人民调解的有机结合、良性互动。
2.“枫桥经验”之二：帮扶刑满释放人员
根据枫桥司法所提供的资料,其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有5个，即社区司法员、社区民警、驻村指导员、村责任人、矫正对象的监护人。5个执行主体各有其具体的职责。
枫桥在社区矫正实践中总结了“5+1”的监管模式。所谓“5”是负责监督、管理、考察和帮助教育矫正对象的人员的代码,而“1”则是指代矫正对象本人。枫桥镇有5个管理处, 84个行政村。但并非每一行政村都各有一名社区司法员、社区民警及驻村指导员,而只是在镇内的五个管理处,也即后文提及的工作站才有若干社区司法员、社区民警及驻村指导员。
3.“枫桥经验”之三：外来务工人员管理新模式
随着经济发展，枫桥镇还针对外来务工人员推出新的管理模式，统一为外来员工解决住房和子女入学等问题，每年还评比“十佳外来优秀青年”，授予中高级人才以“荣誉镇民”称号。
为了让外来建设者安心，更好地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店口镇认真构建就业保障机制、生活保障机制，开展培训、宣传、法律咨询、劳动就业介绍、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等工作。“外来建设者爱心服务一证通”工程，让众多的外来建设者享受到就医、就学等多种优惠和便利服务，使他们充分享受到建设成果。
4.经验”之四：土地执法监察网格化管理
28个行政村，1108个网格，覆盖了乡村田间地头。
枫桥的土地执法监察网格化分为三级，呈“金字塔形”。诸暨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钱光枫桥充分利用现有的社会综合治理网络，将全镇划分为镇南、镇中、镇东三个单元网格，每个单元网格设立2至3名土管员为责任人；
每个土管员根据联村分工再划分2至7个行政村为一个网格，每个行政村网格代表村两委会全体成员，一般由6至11名人员组成；
行政村网格分支为村民代表网格，根据各村情况不同，村民代表人数由33名到47名不等。村民代表网格最后细分到农户网格，每个村民代表平均联系22户农户左右。
在网格管理结构上，枫桥设置了三级网格责任主体。第一级是镇网格化管理小组，其主要职责是对全镇土地执法监管处置的统筹指导、综合协调；
第二级是联片土管员，其主要职责是负责行政村两委会干部反映的涉土矛盾纠纷及时调查处理，对难以处理的疑难复杂案件，及时上报镇网格管理协调小组研究调处；
第三级是行政村两委会，其主要职责是收集村民代表所在农户的涉土信息，解决各类涉土矛盾纠纷，并将调处情况书面上报联片土管员。
第3篇: 法院枫桥经验调研报告
有关“枫桥经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调研报告
关于“枫桥经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调研报告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从“枫桥经验”到市域社会治理，这是一个由下至上连续性、梯度性、突破性变革的过程，体现了党在基层和市域两大区域统筹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市域社会治理助推省域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决心意图。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由“市域” “社会”“治理”“治理现代化”多类范畴组合而成的全新体系，人们总体对其仍较为陌生。从成熟、成功而又相近、相连的“枫桥经验”着手，通过知识迁移，把握“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属性，形成相融互促、同频共振效应，对深入理解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枫桥经验”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关联 “枫桥经验”是一种依靠和发动群众，以综合管理的方式方法将矛盾纠纷化解于基层、化解于萌芽状态，从而实现社会稳定有序的基层治理模式。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是20XX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最热词汇之一，其意为整合基层未有或不足的治理主体优势、资源优势和基础优势，在市域范围内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枫桥经验”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紧密的联系。
(一)价值功能一致 “枫桥经验”的实质内核是“矛盾就地预防化解不上交”。就像一个稳压器，即使在遇到狂飙疾进的掘金时代，也能把外界紊乱的社会秩序过滤在本镇甚至本县以外。而市域社会治理的总体思路设计同样是“以防范化解市域社会治理难题为突破口”“努力使市域成为 ___的‘终点’”。近年来，随着农村城镇化、区域一体化、城市群以及大湾区建设等新型空间形式产生，新问题新挑战不断向市域汇聚。市域作为省域与县域之间的承接中枢，拥有比县域以下层级更多的“自选动作”、更足的治理资源、更大的治理空间和更强的治理能力等，在如何使风险矛盾“化解在萌芽、终结在市域、避免不外溢”上，既与“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殊途同归，又能够在新型空间态势下，依靠市域“主导者”身份和地位打通城市间、城乡间合作共治的“任督二脉”，形成区域更广、效果更佳的城市版“枫桥经验”。
(二)方式方法相通 “枫桥经验”从乡土社会、熟人社会而来，面对具有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乡民，除了强调司法兜底作用外，更多是采用说理、调解、帮教、治保、矫正等柔性手段，由此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市域社会是一个兼农业时代“熟人”、工业时代“陌生人”和信息时代“网络人”于一体的混合型社会，治理对象五湖四海、线上线下，其社会层级、价值理念和利益结构错综复杂，因而治理方式方法更应像“枫桥经验”那样灵活多样，避免“一刀切”。xx指出， 做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需要运用协商、契约、道德、习俗等社会内生机制以及法治方式综合化解纷争、规范社会行为，并且善于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增强政府决策部署的科学性、风险防控的精确性、打击犯罪的实效性、执法办案的公正性、公共服务的便捷性，等等。这些治理方式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到“枫桥经验”的身影，且在市域社会治理上进一步演绎为组织力、矫正力、控制力、动员力、辐射力等的全面贯穿、全方位渗透。
(三)成效作用互鉴 市域管辖人口多、地域广、各行政层级服务水平与治理能力参差不齐，此外，有些市与市之间还存在诸如水界、林权、矿产等纠纷，需要市域社会治理更具统筹性、综合性和协调性。“枫桥经验”作为中国基层治理的成功样板， 其做法为市域社会治理夯实了基础，提供了素材，让市域社会起点更高、视野更阔。而市域作为承上启下的枢纽，既与省域和国家治理任务对接，亦对基层治理提供实质而强有力的统筹支持，促使优质资源和服务从城市“高地”流向基层“洼地”，形成以点带面、以城促乡带动整体性发展的良好格局。例如， 市域的地方立法资源，可以进一步对发展已久的“枫桥经验”进行理论提炼和制度设计，加快其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进程，以此增强复制推广的内生动力和持久力，避免“枫桥经验”内卷化、形式化、标签化。
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全新课题，国家尚在谋划布局阶段，地方在理论和实践上也不乏探路者。例如，xx“xxx”模式、xx“xx” 行动、xx人工智能化治理等，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也存在一些亟须破解的问题。
(一)风险预测预防不够 从农业化向工业化、农村向城市化急剧转型，伴随而来的是城乡发展差距扩大、城市 ___失衡、资源能源短缺以及公共安全事故增多等整体性风险。这种主要由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风险，早在xx多年前就引起xx关注，并告示“ ___社会因巨大的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面对风险，政府无论在认知还是行动上都存在“慢半拍”现象：
一是认知上缺乏现代化反思。风险的突发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让政府迟迟意识不到其来临，或者以为风险降临也只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无须过度紧张。
二是行动上低效、失效。风险并非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具有跨区域、跨领域、跨层级、相互关联转化的叠加效应，“不仅远离个人的能力，而且也远离更大的团体甚至国家的控制”，因而需要通力合作治理。在现实生活中受条块分割、部门分化、多头管理等体制机制影响，各区域各部门“各为其主， 各唱各调”，越位、错位和缺位等乱象严重。这种“有组织地不负责任”，不仅不利于原生风险的防治，反而引发各种次生风险。
(二)基层治理基础不牢 基层历来是问题最为复杂尖锐的前沿地区，是市域治理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在社会变迁中，基层治理体系的不稳定性主要体现在：
一是基层公共服务供给缺失与失衡。新时代人们对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需求愈发提高，这种自下而上的诉求与市域自上而下的威权造成一种内在张力和紧张关系。在现有政治逻辑和权责倒置情况下，正所谓“看得见管不了，管得了看不见”， 基层政府在公共服务产品的数量、质量和均衡性上“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及时有效地满足民众需求。
二是基层治理缺乏整体性与可持续性。基层政府面临的矛盾风险千头万绪，导致其“见树不见林”“头痛治头脚痛治脚”。对于实在难以治理而群众呼声又极高的沉疴痼疾，往往只能以“空头支票”“口号治理”权宜性敷衍，长此以往容易陷入“塔西佗陷阱”。
三是基层腐败侵蚀民众“奶酪”。基层 ___、吃拿卡要问题虽然不如“大贪大腐”那样震撼，但会直接导致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在基层扭曲变异，直接损害群众切身利益，啃食群众获得感，因而群众对此不满情绪最为强烈。
(三)群众参与不足和无序 对于那些真正参与市域公共事务的市民群众，其根本动力不在于政府动员，也不完全出于对公共事务的热心和认同，归根到底源于斯密所说的“利己心”。即居民参与预期收益越大，成本越低，参与动力就越足，反之则越弱。如此看来，市域 ___的快速发展和生活的快节奏，使等价交换、精致主义和功利主义渗入公共事务、社会生活中，效率与效能成为人们参与公共治理的标准， 这一定程度上导致公共参与过度理性化、功利化。体现在：一方面，在牵涉到责任与义务的层面，居民参与往往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够，难以形成“自发的秩序”;另一方面，在涉及权力与利益层面又往往过于自私、非理性，“公共性”下降。
(四)数据化智能化程度不高 随着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的到来，数据化智能化治理给民众带来了便利，然而也面临着诸多“技术利维坦”挑战：
一是数据信息挖掘难。数字化建设是市 域治理现代化智能化的基础，而对海量数据深度提炼和转化是项极其复杂的技术活，电子政务平台时而难以应付，需要倚重相关数据平台型企业，由此带来“数据垄断企业‘绑架’政府或操控市场的局面”。
二是“一地鸡毛”整 合难。不同行政区域、行政部门存储不同的数据，这些数据无论是物理性还是逻辑性都存在彼此孤立的问题，形成“数据孤岛”而难以开放共享。
三是技术发展异化产生“创造性破坏”。政府过度依赖数据化智能化技术，甚至“唯数 据论”“唯技术论”，引发“技术恐惧症”。
三、以“枫桥经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策略 “现实的成功是最好的理论，没有一种抽象的教条能够和它辩论。”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洗礼与检验，“枫桥经验”展现出强劲的时代性、现实性和可建构性。鉴于“枫桥经验”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紧密的内在关系，新时代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并移植至市域社会治理领域，既是“枫桥经验”“老枝发新芽”再创地方治理佳话的使然，亦是其“抛砖引玉”破解市域社会治理难题的良方。
(一)坚持“党建统领”，加大市域社会治理的统筹力度 “枫桥经验”在全国遍地开花结果，形式和内容也相应地发生多样变化， 然而万变不离其宗，作为真正的“枫桥经验”，党建统领这一政治生命始终不变。从村支部书记xx带领群众“要文斗而非武斗”，到乡镇党委引领、党员带头的“大调解”格局，再到新时代把党的基层组织作为创新社会治理的“领头羊”“主心骨”。实践证明，“凡是‘枫桥经验’坚持和发展好的地方，都是党建工作和社会治理融合得好的地方”。市域治理现代化理念的提出，目的是通过强化市级党委的统领，统筹推动权责人关系深度融合，对那些“触及灵魂深处”的制度性障碍和梗阻大破大立，对各机关部门的资源统筹调度，对经济社会运行以基层党组织为准星进行全面调节、再造和整合。以此推进条块分割制约、部门资源垄断、体制规则冲突、“灯下黑”等问题治理， 形成“中心统筹、民呼我应”的现代市域治理体系。
(二)坚持“源头治理”，增强市域社会治理的风险免疫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社会成员关系处于一种“整合—分化—整合”的矛盾变迁中。在不同历史时期，“枫桥经验”既非逆势而行亦非随波逐流，而是正确把握国家与社会成员关系矛盾变迁的实质，通过创新体制机制、方式方法适时调节两者关系，使矛盾在“易感”和“应急”摇摆中不过激，“就地解决”，从而更好“维系国家总体秩序”。
___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时期，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枫桥经验”在“宏大的 ___变革及其对变革成果的捍卫”的做法，同样适应于市域社会治理，助其在风险矛盾中前行：
1.深刻理解现代化风险的实质。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风险的实质是现代社会发展过快过急，超出人的整体把控和应对能力，最终反噬到人类自身，呈现“飞去来器效应”。所以，解铃还须系铃人，需要强调以人为中心发展，推动人的现代化。一方面，当风险来临时，社会一切活动必须无条件服务服从于人的生存权和健康权，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战胜风险。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中国的“治理之效”和西方的“治理之乱”即是例证。另一方面，人类“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即使风险“暂时”不爆发，也必须始终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有人的素质能力全面提升，不去“招惹”风险，风险才不会降临。所以，偏离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等于脱离人的现代化，在此情况下谈论市域治理现代化犹如“沙上建塔”，终将是人不断犯错，风险不断降临， 所谓的市域乃至国家现代化一次次“坍塌”。
2.建立健全预测预警预防体系。“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的程度”。这就需要未雨绸缪，提高风险决策的科学性和可预见性。也即“枫桥经验”所强调的“ 立足于早、立足于小、立足于激化前”。在市域层面，需要通过改善群众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民生问题，从根源上减少非理性情绪;加强舆论导控和疏通， 完善社会安全阀制度;建立健全多元协商、信访、听证、司法等机制体制，确保市民于合法性渠道内表达诉求;发挥社会组织专业优势，促使治理工作更有活力更为精准，等等。通过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 ___制度体系，从源头上减少不和谐因素产生和扩散。
3.动态把握和应对风险挑战。xx指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既 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鉴于现代化风险的巨大破坏性和不确定性，市域社会对于风险治理，已控或末控、历史遗留或未来将至、存量或增量，应建构一套科学的动态跟踪体系，主动加强对风险全程跟进并在此基础上及时修正决策、回应风险。
(三)坚持“五治融合”，打好市域社会治理的组合拳 时代在变，“枫桥经验”也在创新升级。枫桥人民积极探索善治、法治、德治、自治、智治“五治融合”的社会治理新模式，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经验仓”：
1.以善治为目标，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市域政府。善治是治理的目标， 也是手段。俞可平认为，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欲达“善治”必先“善政”。因此，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关键是要自上而下以“民主、责任、服务、质量、效益、专业、透明和廉洁”为标准建设和规范市县乡三级政府。通过“善政”建设，强化公共服务理念， 推进各区域和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及性，提升市民群众的获得感。
2.以法治固根本，增强市域社会治理硬约束。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没有法治就没有国家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一方面，强化法治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群体的多元、力量的博弈、利益的冲突、思想的碰撞等伴随市域社会治理始终，唯有法治能够凝聚“最大公约数”， 以问题导向为抓手，通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城乡治理难题，惩恶扬善， “破冰前行”。另一方面，发挥地方立法优势，将地方治理成功经验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固成果稳预期利长远。
3.以德治润万物，树立市域社会治理新风尚。治理时空有界，道德力量无穷。“枫桥经验”诞生于枫桥绝非偶然，而是孕育和滋养于枫桥人源远流长的“急公好义、爱说理、讲道理、重教育的传统”。启示市域社会在疾风骤雨的改革进程中尤其不能丢掉“根”与“魂”。要加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红色革命精神，在全市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进而提升人的内在道德，实现从“治心”到“治世”的治理飞跃。
4.以自治增活力，使市域社会治理既生动又有序。费孝通认为，法律是专门的、深奥的知识，在都市里普通人很难知晓种种法律，却又不能在法律之外生活。因而需要律师、礼治、“去暴戾化”的无为而治、以教化为特征的长老统治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需要培育和孵化诸如“法律顾问团”“老杨调解中心”“枫桥大妈”“红枫义警”“乡贤理事会”等社会组织和志愿者队伍，以拓宽市民群众公共参与的途径，降低定纷止争的成本，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5.以智治强支撑，优化市域社会治理效率效能。以“智”图“治”谋“祉”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一方面，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智能技术打造一体化数据信息平台，推进各级各部门信息开放兼容、互联互通， 更好用现代化科技感知民生态势、优化行政决策、提供精细服务。另一方面， 建立和完善数据产权制度体系，以产权明晰推进数据型企业多元良性竞争，促使政府在向社会购买服务中既不被数据型垄断企业“绑架”，又能维系公共服务 “帕累托最优”。
(四)坚持“基层基础”，激活市域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 基层社会蕴含着最真实火热的市井生活、最朴素实用的首创精神、最无穷尽的改革潜力动力。“枫桥经验”何以做到“矛盾就地预防化解不上交”，“奥秘”在于“抓基层、打基础，依靠和组织群众”。市域社会治理的着力点不在“市”，而在“基层”。要把基层作为一切工作的落脚点，通过“市” 的统筹协调“杠杆效应”，撬动城乡、社区活力，以基层稳定促使市域平安。
1.减负增能凝聚基层治理合力。在减负上，划清权限，实打实开展基层减负降压，务实作风建设，让基层干部轻装上阵，腾出更多精力干好分内事;在增能上，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人往基层走、钱往基层投，政策向基层倾斜”，提高基层政权组织“独挡一面”的能力。通过减负与增能双管齐下， 在市域治理中把“枫桥经验”拓展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信访不出县， 上访不出市。” 2.推动跨区域跨部门治理协作。积极探索市、县、乡、村四级联动共治和事前、事中、事后三环衔接相扣的新机制新方式，对涉及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矛盾纠纷，要加强属地、属人和属事管理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有效互动， 推动形成“多元化”“扁平化”结构，提高基层应对复杂问题和形势斗争的整体性治理能力，真正做到“上下联动、左右协同”“乡镇吹哨、部门报到”。
3.发动市民群众广泛参与市域治理。
___利益观认为，人的一切行为皆为了获取利益。以利益为突破口，以共享为落脚点，“把决策权交给群众”，使其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破解市域社会治理难题。一方面， 突出公共参与的现代价值。在利益分化和“代议失灵”的时代，不同城乡、社区的阶层精英和草根都在利用各自资源，通过各种路径直接或间接参与制定、影响公共决策，那些不参与或少参与的成员，其利益将在政府权威性分配中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和增长。另一方面，基于公共参与的公共理性。公共参与固然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和效用最大化，但在利益多元分化的市域社会，每个参与个体只有基于“共同善”上调整自身的价值偏好，方能凝聚共识，达成集体行动，避免陷入“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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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 法院枫桥经验调研报告
习近平就创新群众工作方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为此，1963年毛泽东同志就曾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枫桥经验”由此成为全国政法战线一个脍炙人口的典型。之后，“枫桥经验”得到不断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新经验，成为新时期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典范。
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新华网杭州10月11日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习近平指出，50年前，浙江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成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浙江省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紧紧扭住做好群众工作这条主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大会11日在浙江杭州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研究新情况、把握新规律，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加大依法治理力度，完善工作制度机制，不断提高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能力和水平，切实解决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兼秘书长杨晶主持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部长郭声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中国法学会会长韩杼滨等出席会议。
经验渊源“枫桥经验”之一
平安建设的历史源流:枫桥经验平安建设的历史源流:枫桥经验“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
为此，枫桥在各居委会、村，甚至在一些重点企业都建立了相应的调解组织。近年，枫桥镇共成功调处民间纠纷1000多起，调处成功率达97.2%，其中80%的纠纷在村一级就得到了解决。此外，枫桥镇在健全普法工作网络的基础上，每年投入20多万元用于法制宣传教育，并对曾经有过违法行为的人员，坚持“不推一把拉一把，不帮一时帮一世”的原则。
“枫桥经验”之二
帮扶刑满释放人员。
五年来，枫桥200多名刑满释放人员中，绝大部分人已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改好率达99.15%，有的人成了致富能手，有的人还入了党，当上了村干部。
“枫桥经验”之三
外来务工人员管理新模式。随着经济发展，枫桥镇还针对外来务工人员推出新的管理模式，统一为外来员工解决住房和子女入学等问题，每年还评比“十佳外来优秀青年”，授予中高级人才以“荣誉镇民”称号。
2平安建设由来
2008年11月24日，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浙江省委在浙江绍兴召开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5周年大会，使得生活在今
天的读者感到一头雾水。因为人们对毛泽东批示的内容并不了解。按理新闻报道中应当有所交待，然而《人民日报》的报道却是语焉不详。本人经过查找，终于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416页找到了出处，这就是《对谢富治在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内容抄录于下：
富治、彭真同志：
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日注释
后面有四条注释：
1.谢富治，当时任公安部部长。枫桥经验传播各地25
枫桥经验传播各地2.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3.此件，指谢富治准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的题为《依靠广大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反动势力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为新人》的发言稿。
4.诸暨的好例子，指浙江省诸暨县的经验，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通过说理斗争，制服敌人，把“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内部肃反的方针用来处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
抄到此处，还是没有搞清楚什么叫“枫桥经验”。于是再查地图，发现诸暨辖区内有个枫桥镇，猜想“诸暨的好例子”大概讲的就是枫桥的做法。经过这一番考证索引，算是对“枫桥经验”的由来有了一个粗略的了解。
众所周知，自从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开始大力度推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形成的“枫桥经验”，难免带有极左思想，专政思维。读者只要对以上3、4两条注释稍加分析，就不难得出结论。“枫桥经验”的精髓，说到底，就是发动群众，加强专政。令人不解的是，本来是用于对敌斗争的“枫桥经验”，今天又为何挂上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招牌，这中间又经过了怎样的语义转换？
补充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谢富治于1966年8月被补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枫桥经验枫桥经验
、政治局候补委员。1967年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196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同年被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71年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1972年3月26日于北京病死。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并撤销原《悼词》。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中国有“不因人废言”的古训。所谓的“枫桥经验”，虽然是谢富治总结的，但他当时还不是罪犯，而且受到毛泽东的赞扬，我们没有必要视其为“大毒草”。
“枫桥经验”创造于1963年，其要旨是怎样妥善处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问题，经验的主要内容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
实现捕人少，治安好”。而毛主席当年在了解到“枫桥经验”之后，非常重视，亲笔作出了如下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45年来，“枫桥经验”不仅为枫桥镇、浙江省、乃至全国相关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