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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与草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马是人类所驯化驯养的所有家畜中与人的关系最为亲密多样的伴侣动物。马在人类社会除了用途广泛的役乘工具外，还有特定的政治、文化功能和属性。尤其在草原社会，马的役用和骑马技术的出现，不仅极大地改变草原族群的生计方式，实现了从原始农牧混合经济转向游牧形态的巨大变革，也对其整个政治、经济、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游牧形态的诞生将草原文化引入以游牧文明为核心的新的历史阶段，使其经济和社会结构有了质的变化。游牧形态因马而发生、发展。因此从社会、经济的进化要素而言，马是草原游牧文明的标志性载体，也是草原文化繁荣发展走向文明之路的重要动因。
一、马与草原游牧文明的萌生
据考古学、古生物学研究，马起源于距今5000万年前的原始马，并经过渐新马、中新马、草原古马、上新马、真马等不同进化阶段，最终变成今天的家马。在更新世，欧亚大陆北部出现真马，许多学者甚至将真马的出现作为更新世开始的标志。更新世也是人类产生和进化的时期，可以说，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与马结下了不解之缘。
亚洲草原是马的故乡之一，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在中亚、蒙古高原和中国北方地区发现五趾马、四趾马、三趾马、草原古马、戈壁安启马、三门马、长鼻马、真马等远古马化石。所谓“真马”是从“草原古马”进化而来的单蹄马，体高约1.5米，被认为是现代马的直接祖先，大约在更新世初期，从北美草原通过百令陆桥来到亚欧大陆。野马属于真马范畴，即有别于家马的野生马种。世界上的野生马种大致可分为欧洲野马、东北亚冻原野马、森林野马、普氏野马等几种。普氏野马，亦称亚洲野马，因俄国探险家普锡华尔斯基来中国获取此马标本，并带回俄国献给沙皇而得名为“普锡华尔斯基野马”。在我国鄂尔多斯萨拉乌苏遗址、乌珠穆沁金斯太遗址、北京山顶洞人遗址及河北省怀来县、蒙古国南戈壁省、北杭盖省等地距今10—1万年前的旧
石器时代遗址均发现普氏野马遗骸。普氏野马作为亚洲北部草原特有的野生马种曾经广泛分布于我国内蒙古、甘肃、新疆及蒙古国南部、西部草原、戈壁地区，大约在上世纪50-60年代从野外消失。目前在我国新疆、甘肃和蒙古、俄罗斯等地在人工条件下饲养、放养的普氏野马近2000匹。当今的蒙古马是否源自普氏野马还没有准确定论。不过，有学者据考古学、遗传学、生物学领域的研究结果认为，约在公元前3千年生活在我国北方地区的山戎、东胡等，将普氏野马或另一种野生马种成功驯化，并通过殷人、匈奴人分别传入中原和西方。
在人类家畜驯养史上马的驯养要晚于狗、猪、羊、牛等家畜。马最初亦和其它野生动物一样是人们捕食的猎物。马的驯养最早发生在欧亚草原地带。考古人员在距今7000-6500年前的伏尔加河流域南俄草原和距今6000-5000年前的第聂伯河西岸新石器文化遗址发现大量家马骸骨。在距今5500-5000年前的哈萨克斯坦北部Botai文化遗址、距今5000-4000年前的匈牙利赛贝尔-哈罗斯文化遗址发现马骨、马圈、储藏马奶的陶器和骨制、角制马衔、马嚼等，表明养马、骑马技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青铜时代早期在亚欧草原西部、中部地区得到普及。而距今4500-3000年前的青铜时代喀尔巴阡山一带文化遗址、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阿凡纳谢沃文化、卡拉苏克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和图瓦乌尤克文化、新疆察吾呼沟口文化、苏贝希文化、内蒙古夏家店上层文化、蒙古南戈壁省巴彦察格文化遗址等出土用骨、青铜制作的马嚼、马衔等马具和用铜、金、木、石、陶等制成的马造型艺术品，可见到了青铜时代中晚期骑马技术越过阿尔泰山传到蒙古高原腹地。鉴于这些考古发现大部分学者认为家马的驯化和骑马技术最早发生在亚欧草原的中西部地区，并逐步传向四周。
马拉车辆的出现同样也是马匹驯化史上的重要节点。目前世界上已知年代最早的动物牵引的轮制车辆实物发现于西亚和东欧。据考古发现，距今5500-5100年前的两河流域乌鲁克文化时期就有了用牛或驴牵引的实心四轮车辆，并于距今5300年前传入欧洲，距今4200年前传到中亚。有辐车轮车辆则在距今5300年前最早出现于高加索
一带，约在距今5000年前出现在伏尔加河流域，大致4000年前传入阿尔泰地区。两轮马车最早出现于距今5000年前的东欧，并在公元前2021年前传到亚洲地区。到了公元前18-17世纪亚欧各地普遍出现用合金双范铸造技术制造的各种青铜马具、车具和轻型马车、骑兵，人类驾驭马的能力达到新的高度。马具的发明，特别是金属马具的广泛使用使得骑马技术趋于成熟，并迅速得到普及。马具是游牧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一个主要物质标志。
在我国包括红山文化在内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甚至商代早中期遗址几乎没有发现家马遗骸，直到公元前13世纪的商晚期才出现较多的家马遗骨。安阳殷墟、侯家庄、后岗等晚商遗址所出土的马车和马是中国已知年代最早的车马实物。此类马车大体都是单辕、双轮，驾马2匹或4匹，被认为是马拉战车。伴随这些战车还出土了铜制马衔、马鑣，饰有玉制、石制装饰物的马笼头和铜制车具、兵器等。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将马最早用于挽车，马拉战车始于殷商。内蒙古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所出土的青铜衔、鑣、轭、銮铃、当户、蟠首、套管、别钉等马具、车具及骑马猎兔造型青铜扣环、刻有马拉单辕双轮车图案的骨板等，是目前所知我国年代最早，发展水平最高，且具有鲜明游牧特色的车马文化考古实物，表明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已经熟练掌握了骑马技术和驾驭蓄力车的技能。另外，如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文化、天津蓟县张家园上层文化、北京延庆县玉皇庙文化、鄂尔多斯毛庆沟文化、桃红巴拉文化等春秋战国时期文化遗址也发现不少青铜马具、车具。可见，距今3000-2500年前我国北方草原已经步入游牧形态成熟阶段。综合上述考古学资料可以得知，家马的驯化和挽马车辆、骑马技术均发端于亚欧草原的中西部地区，并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形成了以亚欧草原为中心的区系马文化圈。亚欧草原不仅是家马的起源地，同时也是世界上马的种类和数量最多，马文化最为丰富、发达的核心区域。与亚欧草原相比，世界其他大陸虽然都有草原和一定数量的牧业民族，但是始终未能发展成抗衡、威胁农耕文明，影响世界的强大社会力量，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地方都没有马。如东非
草原的马赛人、努尔人、丁卡人都是牧牛为生的典型牧业群体，至今还保持着徒步放牧、迁徙的古来传统，社会发展水平仍停留在氏族社会阶段。他们同样没有马，也没能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游牧民族。由此可见，马在游牧文明形成发展过程中所拥有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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